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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枪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9-08-15 02:18    来源: 未知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在战争年代,提出过两个著名论断,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这两个论断中有一件共同的东西就是“枪”。可见,对枪的作用很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可本人很少用枪。直到今天也很少见他佩枪的影像。

  秋收起义后,带领起义部队到农村去开辟根据地。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认为“深受压迫而起义反抗的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是中国的重要武装力量,可以通过党的领导和思想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力量。”

  1927年9月26日,接到江西省委来信,说在宁冈地区有一支党的武装———袁文才部。袁文才早年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了当地的马刀队并担任参谋长。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同年9月,受湖南农动影响,保卫团在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建立农民自卫军。这年11月,袁文才加入中国党。大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就曾听说过宁冈和袁文才的情况,所以接到此信后决定向宁冈、井冈山一带进军并在那里寻求立足之地。9月29日,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三湾村,进行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与此同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袁文才。

  袁文才接信后如临大敌。他忧心忡忡地召集部下共同商量应对之策。其司书陈慕平曾经在武昌农动讲习所听过讲课,他向袁文才简单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关于的一些情况。袁文才听后认为:是党内同志,也就是自己人,既然来了信就理应去接头。于是,派龙超清和陈慕平等3人作为他的代表,拿着他的亲笔信去三湾见。信中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看信后立刻明白了袁文才的意图,他没有表现出怒意,而是平心静气地向龙超清等讲明部队上山的主张,表示不会威胁袁文才部的安全。相反,如果两支队伍可以合作,将增强的武装力量。最后,他慷慨地送给龙超清3人每人一支枪,希望他们能够将团结合作的想法向袁文才阐明。时隔不久,他率部进驻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召开了古城会议,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部队的方针。代表之一的龙超清参加此会后便在和袁文才之间奔走传递双方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沟通,袁文才终于同意在大苍村林风和家里与会面。

  10月6日,一行七人来到大苍村赴约。尚未完全放下戒备的袁文才备下了一席鸿门宴等待到来,还预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但为了部队能够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明知有危险也要淡定赴会。见到袁文才后,首先打消他的戒备之心,让他明白自己的到来并不会对井冈山地区造成威胁,相反会增加的力量。还向袁文才谈了自己的斗争主张。侃侃而谈,其渊博的学识和大将气度令袁文才十分钦佩,他认定是个人物,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他接受了的主张。

  临别时,提出赠送给袁文才部100条枪。此举令袁文才十分意外和感动,他当即回赠了1000块银元,表示对军的感谢。并同意工农军在茅坪设立医院和留守处。

  通过袁文才的引荐,还结识了袁的把兄弟王佐。王佐当时也掌握着一支武装力量,再次通过赠枪的方式赢得了王佐的信任。不仅如此,他还用了一个十分绿林化的方式把友情筑牢。为了能与王佐搞好关系,他进驻茨坪后,指示已任王佐部队党代表的何长工在一日深夜突袭土匪尹道一的巢穴。这个尹道一作恶多端,也是王佐的“死对头”。何长工将尹道一的人头割下来送给了王佐。王佐十分感激,当场表示“从此以后跟定了党”。

  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在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同年5月4日,在井冈山砻市广场上,隆重地召开了井冈山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庆祝大会。在这次会上,一向不喜欢舞刀弄枪的居然一反常态地挎上了一把匣子枪。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榘将军回忆:“我清楚地记得,自跟随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来没有看见背过枪。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不过,大会一结束,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1928年,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这支的表面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教导队长吕赤见状开玩笑地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喜爱枪的陈伯钧舍不得扔掉,他把拆开,用煤油反复擦拭,终于将锈迹擦掉,让恢复如新。时隔不久的一天,吕赤外出回来一进院中,陈伯钧便笑着迎上去拿着枪得意地对他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接着,他拉动枪栓想向吕赤展示修复成果。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拉动枪栓的瞬间,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退净的。只听“砰”的一声,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呆住。待缓过神来的陈伯钧跪倒在吕赤身旁时,一切已无可挽回。

  吕赤是陈伯钧的四川老乡,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和陈伯钧一起上井冈山参加,在战斗中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陈伯钧误杀好友后,内心十分悔恨。事情很快被上报到上级部门,部队们非常震惊。为了稳定局面,上级指示保卫部门先将陈伯钧关押起来等待处理。

  详细地听取了有关人员的调查汇报,将来龙去脉弄清楚后深思良久,并未急于下结论。他找到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回答说:“很多人都要求杀。”又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立即回到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的话。接着,又亲自通知部队集合,在战士们面前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的话浅显易懂,又入情入理,大家听后觉得情有可原。这时,有人问:“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随后,让警卫员找来板子在众目睽睽下打陈的板子。据陈回忆,是通过这种丢面子的方式来惩戒自己来平复战士们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甘情愿接受处罚。此后,陈被调离教导队,降职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而后的几十年间,陈以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行为回报的不杀之恩,回报战友们对他的谅解和信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斗争的洪流中,最终凭着赫赫战功成长为一名我军高级将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军转战陕北时,有一次,陈赓问连连长高富有:“你们有多少人?武器怎么样?”高为难地回答说:“有4挺机关枪,24支冲锋枪,一人还有一支破短枪。另外,就是大刀了,一人一把。”常年带兵打仗的陈赓听后心想:在部队里,战士们要佩带大刀作为武器备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配备的一定不好。他还听高说,战士们的有时会卡壳打不响,有时会因为缺少而无法射击。陈赓对的武器配备情况忧心忡忡,便对高说:“这样,我们缴获了好多美式卡宾枪,给你150条,够用吗?”“够,我很愿意要,但我做不了主。”“给谁讲?团长?”陈赓接着问。“团长会同意的,只怕司令部不同意。”高富有担心地说。“这好办。”陈赓明白要向汇报。

  这天,和周恩来、任弼时正在窑洞前交谈,陈赓也在旁边。他看到高富有走进来,于是对说:“李德胜同志,我想给连一人一支卡宾枪。”看了高富有一眼,问道:“他给你枪,你要吗?”高富有没敢吭声。说:“你要枪,不能从他们手里要,那是人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要枪要向敌人要。人家天天打仗,好武器有用场,咱们这里又打不了大仗。”陈赓说:“我已经发电报让部队送来了。”“你敢!”有些生气地说。陈赓这时也不敢吭声了。转过来对高富有说:“你敢要一支,我撤了你!”就这样,连配备150支高级卡宾枪的事情泡汤了。后来,随着部队战斗力的增强,武器配备的水平也逐渐提高。一些地方上的部队会经常将缴获的较为先进的武器送给警卫连,但总是小批量的,再没有150支这样大手笔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也曾佩带过一支,主要是在长中防身使用。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他把这支连同剩余的40发送给了当时吴起镇的游击队队长张明科,此后再没有配带过枪。

  曾有这样的传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建立了一支代号为“8341”的中央警卫部队,即。传说这与早年从军时所佩带的一支有关。青年时代,怀抱救国之志,参加了湖南的新军,他持枪的编号就是“8341”。

  事实果线”部队的代号其实跟当年持枪的编号没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每一支部队都会用一个代号来代替正式的名称。“8341”部队这个代号就是由总参谋部下达的。而且所有部队代号使用过一段时间后都必须更换。新的代号使用后,旧的代号就要停止使用。1976年粉碎“”后,恢复中央警卫师的番号,“8341”这组数字早就不再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代号。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故居展览中,有一张写有名字的持枪证,枪证的编号为“甲字第一号”。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解放大军进驻城中。由于社会治安尚未完全稳定,从安全角度考虑,中央决定给每位中央配发一支枪,以备不时之需。保卫部门给发了一张持枪证。的枪证是“甲字第一号”。在枪证“注意”一栏中写明:“本区门卫,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遗失,绝不补发。”除此之外,枪证上“枪证”、“枪号”和“”这些栏里都是空白的,没有写上任何的内容。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保卫部门在给发了持枪证后,并没有给配枪,所以有关的具体情况也就无法填写。为什么没有配枪,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

  人们熟知的一张持枪照摄于1964年,它取材于我军军事训练史上“百日辉煌”的全军武的背景下。而这场席卷全军、规模空前的全军武浪潮的发端与一个人息息相关,这个人就是郭兴福。

  1960年以来,时任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二连副连长的郭兴福在多年的教学中,吸取班战术和单兵战术教学的优点,把练技术、练战术和做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总结了一套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南京军区领导的肯定。这套教学方法被称作郭兴福教学法。它一经总参《军训简报》刊发,就引起分管军队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的注意。1963年12月,他来到南京、镇江等地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汇报表演并非常赞赏。随后撰写报告给和,详细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并建议推广。仔细审读了叶剑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等文字时,在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杠线,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且认为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1964年1月,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举行的全军学习推广步兵某部副连长郭兴福创造的把练思想、练作风和练战术、练技术有机结合起来的练兵方法现场会上,提出了举行全军比武的建议。批准了这一建议。很快,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得到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规模空前、迭起、席卷全军的军事训练武。半年时间,各军兵种分18个片区,参加比武的共有3318个单位、3.3万余人、3766个项目,共评出694个尖子单位、3070名尖子个人。

  1964年6月10日晚,罗瑞卿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通知:毛主席要到训练场看军事表演。原来,看到全军比武情况简报后,对这场全军大练兵、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还得知许多老将军和中央领导早就纷纷前往训练场观看军区的比武表演。于是,他拿起笔来在简报上批示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6月15日下午,、、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来到了练兵场。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全国各地也一同到来。来自全军各部队的军事技术尖子,进行了精彩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在观看了济南军区某部战士宋世哲40秒出40发、命中40块钢靶,其间还4次压弹的射击表演后,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的枪拿来看看!”他端起宋世哲使用的56式半自动,仔细地察看,又举枪做了瞄准动作。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来,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一张举枪瞄准的历史瞬间。

  首先,文人情结,性格使然。的气质与枪是不搭调的。喜爱读书的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的床榻总有一半的地方摆放着书籍。书和笔是伴随他生涯的伙伴,他善于从书中获取知识,善于从实际的生活中发现智慧,善于从客观的实践中总结经验。通过博览群书他不仅增长了见闻,更加增添了一份指挥若定、处危不惊的淡然与从容。于是有了陕北御敌,行踪飘渺;四渡赤水,兵行险着;万里长征,苦若云浮;抗日战争,剑斩倭敌;三大战役,指点江山。

  的性格是自由不羁,天马行空的。《沁园春·雪》中流露出的大气磅礴、雄浑壮伟,足以让人们相信,他的骨子里带有的一种与天地融合的宽阔胸怀。所以,军人的严谨和刻板,并不适合随意、不拘小节的。曾与和蒋介石都有过交往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里这样描述对二人的印象:蒋介石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而则躺坐漫无拘束,常常龙飞凤舞,信笔成书,房间也显得杂乱无章。

  这就是军人气质与文人品格的截然不同。历史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军人出身、枪不离身的蒋介石输给了文人性情、笔不离手的,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有趣结果。

  其次,对战友、部下的信任。红军时期,的部下缴获了一把白银做的袖珍。它做工非常精致,样式也很漂亮。下级将枪交给了,看到它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后来,考虑到身上没有枪,他就想把枪送给。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看也不看就把枪扔在地上说:“到我用得着这把枪的时候,咱们红军就完蛋了!”这或许可以说明一件事情:是深信部下的。他不带枪原因可能有不喜欢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对部属的充分信任。他相信将领,相信警卫,相信爱戴他的民众。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带枪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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